1938年，日軍從青島棧橋登陸。(資料片)

沈鴻烈　(資料片)

韓復榘　(資料片)

無論是沈鴻烈“撤離”青島還是韓復榘“拋棄”濟南，留給兩個城市的結果是一樣的——日本人幾乎毫不費力地占領。

幾乎相同的境遇，卻留下截然不同的評價。看抗戰初期青島和濟南的這段歷史，令人唏噓。數十年后，面對這兩個城市當時最高的主事者，前者被評價為“口碑極好”，后者卻被極盡挖苦諷刺，盡管他的執政并非一無是處。

路遙在《人生》中曾引用老師柳青的話說，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，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。對于那些歷史人物而言，這句話同樣適用。

“已經盡力了”的青島

來青島采訪，總讓人無端想起濟南。

與濟南人說起韓復榘多是一臉不屑不同，青島人談到沈鴻烈，幾乎無不自豪。

“沈鴻烈在抗戰中的表現，絕對是這個。”4月3日上午，退休于青島四方機廠史志辦的地方史研究者陳光榮，說起沈鴻烈幾次豎起大拇指。

盡管最終魂歸寶島，但這并不影響沈鴻烈在青島人心目中的地位。自1931年以海軍司令之職兼青島市長后，沈鴻烈主導修建大港三號碼頭、青島船塢、市體育場，拓寬并修建青島棧橋、薛家島碼頭，整修市內主要交通要道，設立“救濟院”、“感化院”等。無論是市政還是民生方面，均成績斐然，抗戰前青島已躋身全國八大城市。

比較而言，青島的歷史并不如濟南“根正苗紅”，自1891年清政府在此設制，到1945年抗戰勝利，這座近代以來才成形的大城市，除了中間一段短暫時期(1922—1938)名義上被中國政府接管外，54年中長達三分之二的時間被德日占據。

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座城市就沒有引以為傲的歷史。

1937年12月底，濟南陷落，青島同樣陷入了兵臨城下的困境。

如果沒有沈鴻烈，青島在抗戰史上留下的印記，或許會與濟南無異，但歷史從來沒有假設。

根據時任青島市政府人事處長芮麟的記錄，“七七事變”后，青島一直處于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:日本人想占領，卻受兵力不足制約，并忌憚這里的2萬多僑民及200家日資工廠受損。國民政府在華北戰場面對瘋狂推進的日軍，無太多招架之力，想保青島，更是有心無力。

這種情況下，沈鴻烈堅持了下來，并以“大事不讓，小事不爭”的策略，集全城之力，與日軍反復周旋，小心翼翼把這種“和平局面”維持了四個月之久。

此時的青島，像是秋風中瑟瑟抖動的一片樹葉，隨時有凋落的可能。1938年1月，塵埃落定，青島淪陷。陷落前夕，沈鴻烈率隊南遷。

他已經盡力了，這是青島人對沈鴻烈的評價。

“被拋棄了”的濟南

同是撤離，南遷的沈鴻烈帶走了大批機器設備及技術人員，至少給青島留下過一絲希望。而韓復榘南撤，留給濟南的更多是怨憤和絕望。

“當夜，濟南人民只聞黃河北岸(日軍)南擊的隱隱炮聲，絕無一聲南岸還擊的炮聲，更聽不到任何槍聲。”這是1937年12月26日陷落前夜，濟南大實業家苗蘭亭記敘的當時的情景。

如苗蘭亭一樣，當時多數濟南人的直接感受就是，“被拋棄了”。

原本準備迎接殘酷槍林彈雨的濟南人，沒想到會面對這樣的結局，敗得如此徹底，如此窩囊。

城中僅存的“戰爭景象”，是商埠中冒著的幾處濃煙——臨行前，韓復榘忠實執行了上峰的“焦土抗戰”政策，燒毀一些廠房、倉庫，但卻選擇性屏蔽了“死守濟南”的命令，也無怪后來蔣介石槍斃韓復榘的罪狀的第一條就是“違抗命令，擅自撤退”。

是夜，韓復榘率軍全部撤出濟南城。第二天上午9時后，日軍占領濟南。“日兵們騎在馬上顧盼自若，緩步行進那種如入無人之境的得意神情，實在‘令人發指’。”即便過了幾十年，憶及當年情景，氣憤難抑之情仍充斥字里行間。

希望瞬時隨風而去，之后濟南工商業遭受沉重打擊，與此前欣欣向榮景象，截然兩個世界。

與當時到濟南“淘金”的諸多民族資本家類似，借著清末濟南“自開商埠”的時代機遇，以苗蘭亭為代表的魯商，縱橫捭闔，廣辦實業，并逐漸積累起龐大的財富，成為近代濟南最早的一批實業家。如野火般的商業發展態勢，已漸成燎原。但隨著日軍的侵入，一切頓變過眼云煙。

當然，就面臨的形勢而言，當時南下日軍勢頭正盛，即便抵抗，也多半落得城破人亡的結局。但韓復榘的棄城，則讓希望直接破滅，不管是留下的還是離開的，同此一心。

1938年，因為濟南淪陷而不得不隨省圖館長王獻唐“護書南行”的省圖館員屈萬里，曾在記敘他們經歷的《載書漂流記》中，如此描述日軍兵臨城下時山東最高長官韓復榘的作為:“中央數令韓軍反攻，悉若罔聞。反派煙土、搜民財，以肥其囊，致敵人遂得志于山西。”

后來他們得知韓復榘被處決的消息時拍手稱快:“人心大快……人惟恐其不死也”——憤慨之情溢于言表。

苦心經營變得無足輕重

說起來，沈韓兩人之前的經歷很是相似:文化人出身，曾分別投身于西北軍和東北軍，后倒向蔣介石，20世紀30年代初進入山東，分別執掌青島和濟南(韓復榘名義上是山東省政府主席，沈鴻烈只是下屬，實際上割據一方)，并推行過大刀闊斧式的改革，給兩座城市留下了鮮明的個人印記。

其實，韓復榘并不是沒有抵抗。在德州保衛戰、徒駭河之戰、津浦線反擊戰等役中，他的部下曾對日軍進行了強力阻擊，傷亡慘重。

在最為慘烈的德州保衛戰中，德州人記住的是其下屬八十一師師長展書堂，而不是韓復榘。在濟陽，盡管與日軍短兵相接，差點命喪于此，韓復榘依然沒被濟南人所頌揚。

如今，韓復榘被濟南人“銘記”更多的，除了棄城不戰的“事跡”外，還有諸如“大明湖，明湖大，大名湖里有蛤蟆，一戳一蹦跶”之類的真偽難辨、像憤極而諷的段子。

對于戰爭，龍應臺曾有過一段精辟的論述:戰爭，是為了制敵，當情勢懸殊、敵不可制時，保全性命和實力，不是羞恥的事。太平洋戰爭在一九四一年爆發時，有多少盟軍是整批投降的?新加坡只抵抗了一個禮拜，英澳聯軍司令官就帶領著近十萬官兵向日軍繳械了。

在這個重要的歷史關口，不管你有幾千幾萬個理由，與蔣介石有矛盾也好，實力不濟也罷，“跑了就是跑了，說什么也沒用。”昔日濟南印染廠的龍頭——東元盛的后人張盛坤如此評價當年濟南的這個主官。

平心而論，自1930年主政山東后，韓復榘提出了“澄清吏治”、“根本清鄉”、“嚴禁毒品”、“普及教育”四項施政計劃，其所推行的鄉村建設計劃，已經涉及政治及行政改革，至今被人稱道。

日軍兵臨城下的時刻，韓復榘也像沈鴻烈一樣，做過一些準備，如在膠濟鐵路部署隊伍，嚴防日軍，拒絕日人誘降并限期令其撤僑等。

但作為一省之主官，關鍵時刻的退卻，讓之前苦心經營的一切，變得無足輕重。

而這，也成為濟南永遠的痛。